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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毛泽东纠正公文文字缺点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名副其实地是日理万机。这“万机”之中有一件被许多人看作小事却被毛泽东当成大事的事,即纠正公文的文字缺点。在1950年至1951年间,他倾注了颇多精力,亲自部署,督促落实。重温此事的来龙去脉,至今仍让人深受启发和教育。
       1951 年2 月1 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纠正电报、报告、指示、决定中的文字缺点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指示》是怎么来的呢?早在1950 年11 月22 日,毛泽东给胡乔木写了一封信,要他“负责用中央名义起草一个指示,纠正写电报的缺点”,并对内容作了提示,还要胡乔木起草初稿,再邀杨尚昆等同志“开会一次或两次,加以修改充实,然后送交我阅”。指示稿写出来后,毛泽东在审阅过程中作了详细修改,还在多处整段地加写或改写。这个近三千字的文件,三分之一以上的文字是毛泽东写的。定稿后作为中共中央的指示,印发到地委以上各级党组织。随后毛泽东又嘱咐胡乔木“印成小本发给党内外较多的人看”。
       《指示》分析了许多电报、文件在文字上存在的严重缺点,有针对性地规定了五项纠正办法:不许滥用省略;必须遵守文法;纠正交代不明的现象;纠正眉目不清的现象;凡文电必须认真压缩。每一项都提出了十分详细和具体的要求。例如,在不许滥用省略方面,分别就人名、地名、年月日、机关名称、事物名称,规定了一般不得用简称,又明确指出只有在何种情况下可用简称,而且一一举例说明。在必须遵守文法方面,除要求不得违反一些基本文法外,在提到形容词、副词词尾,分用“的”“地”加以区别时,毛泽东又特意加了一段话给以解释:“形容词是形容名词的,例如‘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故在名词之前用‘的’字区别之。副词主要是形容动词的,例如‘坚决地打倒帝国主义’,故在动词之前以‘地’字区别之”。仅从上例,我们就可以想见这个文件对纠正公文的文字缺点的规定是何等具体。
       为了保证《指示》贯彻落实,毛泽东还紧抓不放,不断督促检查。在《指示》里责成中央办公厅及各中央局办公机关,按照《指示》提出的各项标准,在当年四月底作第一次检查,“以后每四个月作一次检查,一九五一年共作三次检查,年终一次为一年的总检查。每次均须写出总结,经中央审定,通报全党各主要领导机关。”对检查结果,毛泽东都亲自过问。我们见到毛泽东于1951年9月25日写给刘少奇、周恩来、胡乔木、杨尚昆的一封信,就是送去经他审阅的四个中央局(华北局、华东局、西南局、东北局)的此项检查报告,要求予以转发通报。
       在要求各级党组织贯彻执行《指示》的同时,毛泽东还要求在全党乃至人民群众中开展一场正确使用祖国语言的教育。在《指示》里即已提到:“人民日报不久将连载文法讲座,望全党予以注意”。随后,人民日报从1951年6月6日至12月15日,辟出专栏每周两次连载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朱德熙写的《语法修辞讲话》。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一篇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这篇社论经过了毛泽东的审阅,他亲自作了些修改,还加写了一段话。这篇社论和用了半年时间连载的《语法修辞讲话》,当时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那时,笔者在湖南省委工作,听过《指示》精神的传达,机关还组织我们认真学习了人民日报的那篇社论和《语法修辞讲话》。这个讲话在人民日报发表后,按六讲分作单行本由开明书店陆续出版,机关买来发给我们每个干部。我把六个分册珍重地合订成一厚本,虽历经波折,仍完好地保存至今。然而,我一直不知道我党的这一举措与毛泽东有什么关系。后来查阅有关文献,才晓得这一举措的来龙去,才知道是毛泽东这位伟人亲自抓的,而且是抓得那样紧、那样具体。这使我十分激动,不禁感慨万千。这个举措,不仅在当时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且对我此后几十年的秘书生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我认为,毛泽东在这一举措中的一系列指示,到今天仍有现实的教育和指导的意义,秘书界的同志们如果能联系当前实际重新学习,必定可以受到许多发人深省的启示。
       我们只要略略回顾1951年至1952年间的国内国际形势,想想那时全党面临的艰巨复杂的种种任务,对于毛泽东在那样的情况下居然花了那样大的精力,而且动员各级党组织来抓纠正公文的文字缺点这件事,就不能不惊叹,不能不深思。毛泽东无疑是位杰出的语言大师。难道他是从语言学家的角度、是因个人对文字的偏爱来抓这件事的吗?显然不是。他是作为卓越的政治家,高瞻远瞩地从政治的高度来抓这件事的。前边提到的人民日报那篇社论就对此作出了明确的回答:“正确地运用语言来表现思想,在今天,在共产党所领导的各项工作中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我们重新学习毛泽东关于纠正公文文字缺点的指示,首先就应体会它的重大政治意义。
       第一,为了提高工作效率。毛泽东在《指示》中加写的一段话明确指出:“中央认为此种文字缺点的纠正,将使我们同志的头脑趋于精密,工作效能有所提高,故须予以重视”。公文是党政机关、社会团体办理公务的重要工具,是上传下达、指导工作、沟通情况的重要手。公文在文字上如有严重缺点,就必然妨碍公文作用的发挥,特别是导致工作效率的降低。正如毛泽东尖锐批评的:“看这种文件是一场大灾难,耗费精力又少有所得。”越是任务很繁重、大家都极忙的时候,就越需要提高工作效率,那种“耗费精力又少有所得”的事情,当然不会被毛泽东所容忍。更严重的是有的文件词不达意,概念不准确,看了不仅少有所得,甚至会造成误解,引起执行上级决策、政策时的偏差,危害尤大。今天我们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提高工作效率的重要性显得更为突出,纠正公文的文字缺点也就更加值得引起全党的重视了。
       第二,为了坚持群众路线。前述人民日报那篇社论,在解释必须重视公文文字的时候就指出:“党的组织和政府机关的每一个文件,每一个报告,每一种报纸,每一种出版物,都是为了向群众宣传真理、指示任务和方法而存在的。它们在群众中影响极大,因此必须使任何文件、报告、报纸和出版物都能用正确的语言来表现思想,使思想为群众所正确地掌握,才能产生正确的物质的力量。”毛泽东一贯高度重视群众路线,并且贯彻到一切工作中去,他对公文的文字如此严格要求,也正体现了这种思想。毛泽东1958年所写《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指出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备“三性”,即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他还说:“准确性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问题”。又说:“概念、判断的形成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从群众中来’的过程;把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传达给别人的过程,就是‘到群众中去’的过程。”(见《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这里,对文件的准确性,毛泽东站在群众路线的高度作了精辟的论述。至于鲜明性和生动性,也是与群众路线相一致的。文件有了这“三性”,就使文件所传达的党的方针、政策和各项决策,能够使群众易于和乐于接受,得以正确理解和执行。
       第三,为了端正党风。毛泽东历来把共产党人写文件、文章的文风看作是党风。1942年延安整风,叫整顿三风,其中之一就是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毛泽东为此作了一篇题为“反对党八股”的著名的讲话,对党八股的文风给予了严厉而又辛辣的批评。他给党八股开列了八大罪状,最后两条就是:“流毒全党,妨害革命”;“传播出去,祸国殃民”。毛泽东站在端正党风的高度大力整顿文风,对革命事业的胜利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他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发起的纠正公文的文字缺点这个重大举措,就与在延安时反对党八股的精神一以贯之,就是在新形势下继续通过整顿文风以端正党风。例如,《指示》中明确要求一切文电都应“去掉空话”。毛泽东在这里还加写了一段话,既反对长而空的文件,也反对短而空的文件,他分析了写得好或不好的文件,“这里的区别就在是否有条理,是否说空话和是否合文法”。
       时至今日,我们的公文文风不断有所改进,但令人遗憾的是讲空话的形式主义仍未绝迹,只是表现形态与往日有所不同。今天讲空话的公文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应景式或表态式的文件、讲话,不痛不痒,说些尽人皆知的正确道理;另一种则是照抄照转。这后一种尤其严重。邓小平在1978年曾指出,我们领导干部“不能当‘收发室’,简单地照抄照转”。现在有的照抄照转的手法相当高妙,笔下生花,并不“逐字逐句”地抄,但细看内容,全无新意,没有把上级指示同当地的情况相结合,还是在讲空话。要纠正这类形式主义的不良文风,就得从端正党风的高度,切切实实加以整顿。
       第四,领导干部和秘书工作者都要高度重视公文的文字工作。如前所述,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为纠正公文的文件缺点发起的重大举措,就在这方面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光辉的典范。他还为此对各级领导干部谆谆教导,对有些同志不重视公文文字工作多次严肃批评。在《工作方法六十条》里,讲到写文章和文件应当具备“三性”时,他就对那些不重视这事的领导干部尖锐地讽刺说:“不要以为这只是语言教师的事情,大老爷用不着去管”。1958年北戴河会议期间,毛泽东看了两个部门共同报送的一个文件后十分不满,写了一个颇长的批评,批评它“缺乏逻辑,准确性、鲜明性都看不见,文字又不通顺,更无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之态”。他对于自己曾指示而有些干部依然不重视公文文字工作的现象,显得很生气。他说:“过去我所做的一万次的唠叨历史,只当做一阵西北风”。“讲了一万次了,依然纹风不动,灵台如花岗之岩,笔下若玄冰之冻。哪一年稍稍松动一点,使读者感觉有些春意,因而免于早上天堂,略为延长一年两年寿命呢!”他还批评说:“我看你们的心意,把这类事当作芝麻,你们注意西瓜去了。却是写出文件叫人不愿意看,你们是下决心不叫人看的,是不是呢?”毛泽东的这些批评,永远是使我们警醒的当头棒喝。时至今日,是不是还有人把公文的文字工作只看作“芝麻”,以为只是语文老师的事或者秘书的事?恐怕还是有的。这些同志想一想毛泽东的这些教诲,大概是有益的。
       在公文的文字工作方面,毛泽东总是首先对领导干部严格要求,与此同时他也很重视秘书人员的辅助作用。在《工作方法六十条》里,在说到文章、文件的“三性”后,就指出有些重要文件的起草,领导干部要自己动手,“不可以一切依赖秘书”,“要以自己动手为主,别人帮助为辅”。随后有一条又写道:“中央各部,省、专区、县三级,都要比培养‘ 秀才’。”“这些人要较多地懂得马克思主义,又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科学知识、辞章修养。”我们秘书工作人员应当努力使自己成为这样的合格的“秀才”,在公文的文字工作方面和其他方面当好领导者的参谋和助手。学习了毛泽东关于纠正公文文字缺点的一系列指示,我们应当越发增强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光荣感和责任感。(摘自:秘书工作  作者系湖南省委原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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